2017年11月29日下午两点，主楼B座103教室在开会。期刊中心、档案馆、博物馆、校史文化中心的同志们第一次难得地坐在了一起，聆听他们共同的领导赵大良老师解读学校发展目标，讨论四个部门填报的2018年目标责任书。这本身是几个部门上午已经相继经完成了的工作，但他百忙中还是意犹未尽地组织了本次会议。他大概觉得解放思想、转变思路可能比填表更为重要，他要收获的是深层次的成效。
赵大良老师娓娓而道，引经据典地阐释期刊中心、档案馆、博物馆、校史文化中心与学校18条发展目标的关系及各自的着力点。他时而如高手对弈着眼全局，从国际形势和国家战略层面分析交大的责任和担当；时而又以庖丁之目深究每一个岗位的关节之处。对于在大家看来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与学校的某项具体发展目标绝无关联时，他总能以独特的视角合情合理地发掘出两者的联系来，并给出切实可行又相得益彰的办法。比如，在谈及编辑出版工作与学校的招生工作有无关系时，他启发性地说，如果我们交大的编辑在日常与作者、读者的交流中，随时注意树立交大编辑的形象，展示出我们交大传统中的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严谨学风，难保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子女或亲友子弟报考交大。
我完全被赵老师诚挚而缜密的思考所折服，恨不能完整地记下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听清楚他所表达的每一层意思，百忙中思绪也随着他指引的方向伸向了远方。
我想起了上世纪60、70年代老家村民们心目中的交大情怀。我的老家名唤囿庄，是一个坐落于长安区西南沣河西岸的小村庄。和关中平原上绝大多数的村庄一样，红瓦灰墙掩映在炊烟笼罩的榆柳之间，村外自然环拥着如茵的农田。村庄距西安市中心40余里，东临沣水、南倚灵台、西接银鄠、北通咸阳，丰镐遗址、三灵圣地遍布着千百年来村民们津津乐道的文王足迹，自古就是灵台镇的镇府之地。并不太远的城里时时拂起的现代文明之气与深沉优雅的丰镐遗韵在囿庄的上空交融，赋予了囿庄村民颇为独有的精神风貌-------淳朴中又点缀着一丝现代文明理性的风尚，他们崇文重教，守旧而又图新，自矜中又透着一缕豁达。
从我小时候能记事起，灵台镇就长久地流传着一句歌谣：“灵台古镇三张帖，先生秀才教授爹”。当时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只是张口当儿歌念罢了，但口碑中的三位老人家我却都见过，且感觉并无异象，就像自己家里的爷爷一样慈祥可亲，只是和爷爷相比，他们似乎从不高声说话，更不发脾气。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晰地记起他们的容颜。先生和秀才无需多说，灵台镇年级稍大的读书人多半出自二位门下；而教授爹载入口碑却只是因为他是教授的爹。
从囿庄走出了一位教授，而且是百年名校交大的教授，灵台镇沸腾了；而教授爹及其祖辈上翻八辈均是地道的囿庄村民，囿庄更加沸腾了。自此，囿庄村民子衿自信的性格中又多出了一股自豪，囿庄也因此有了一个别名，被称为“教授村”。教授爹在灵台镇方圆百里受到了无以伦比的尊重和乡民日常交往中最高的礼遇，有关教授爹的逸闻趣事是村民们走亲访友时最乐道的话题，因为对外村而言，这是囿庄的荣誉；教授本人受到的尊重，却源于他将自己的学识化为对囿庄及其乡亲最切实的贡献：在无电的冬日长夜里，教授能用一台手扶拖拉机供电演完一场电影；将一包村民从城里收来的凌乱斑驳的电子元件组装成囿庄第一台收音机；建议村民采用的“三六播带”下种方法是村民家里的粮仓高出了许多；指导囿庄建起了灵台镇历史上第一个乡镇企业“熱合厂”，村民们的口袋鼓了；囿庄浓厚的尊师重教风尚更是他带给村庄的无形贡献。
其时，在灵台镇的街衢中，倘若谁能说出有关“交大”的字眼，听着顿时肃然起敬，说着也自然觉得无比自豪。那时候，我在村里刚上小学，“交大”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烙进了我的心里。尽管我尚不知道“大学”的真正含义，但我却明白地感受到，那时候的交大在人们心目中，即便是在这些与读书学习毫无瓜葛的农民心目中所拥有的崇高形象。“交大”就是他们心目中文化、知识、学问的天堂，也是他们对后辈最理想的期冀。
其后多年，灵台镇每有学子走进交大的校门，方圆百里就要热烈地轰动一回，学子的事迹乃至小时候的一些淘气事都会被搜腾出来并长久地传颂着，进而他们的父母、直系亲属的姓名也会进入人们的口碑。当然，最直接的价值就是家有学子而望子成龙的父母有了相当充分又非常鲜活的教子材料。交大，在同样相对传统、封闭的农村----囿庄村民们心中的地位近乎神圣。
2000年，三校合并了（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医科大学、陕西财经学院），在医科大学工作了14年的我，自然而然地成了新交大的一员。对此，我心存敬畏却并不感到唐突，也未觉得有任何心理调整的必要，只是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内心从小就种下的交大情结在舒展地流动。所以对我来说，这似乎是早就注定了的。我热爱交大，我为成为她的一员而自豪。
不知从何时起，高校都开始扩招了，大学生已不再是凤毛麟角了。寒暑假囿庄的街巷里，胸前别着不同校徽的大学生已可三五成群。但在他们长辈的眼中，这些校名绝大多数尚不能与他们心中的“交大”等量相称。这些学子们在金榜题名时，囿庄再没有热烈地轰动过一回，但对将要进入交大门的学子，村里还是要动锣鼓的，再不济也要放上一场电影。也许是因为我在交大工作的缘故，延续了乡亲们心目中多年来积淀的“教授”情结，每年囿庄的高考咨询几乎成了我交给乡亲们的固定作业，我也总乐此不疲，总是习惯性地特别留意那些成绩可进交大的考生，并如数家珍地将交大的情况介绍一番。但最终的情况是，收效甚微。我不理解，得到的答复是：我们要报名校，交大是名校吗！……巨大的心理落差使我一时无言以对，有一种被轻蔑的不快甚至恼怒，似乎又夹杂着一丝不平的自傲。面对他们稚嫩的脸颊，我已无意辩驳，更不屑于祥林嫂式的将我们交大辉煌的衣钵传承诉说一回。
我陷入了沉思。眼前的囿庄还是熟悉的囿庄，围坐在一起的村民还是连着筋骨的村民，但长辈们心目中神圣的交大形象并未像长相一样遗传给他们的下一代，交大渐渐淡出了新学子的眼界，尽管地理上你距她只有40余里，当年的“教授村”也仅仅成了长辈们的回忆。平复心情，我想，我无权指责他们，难道人家没有选择学校的权利吗。我们需要的是自省，我们交大到底丢失了什么……
从发展的眼光看，我们今天的科技水平显然要比几十年前高出许多，交大的发展自然也不例外。所以，这不是丢失的东西。我们需要放开思路地思索，更古至今地寻找。我请教先圣，子曰，我只知道：不学诗，何以言；不学礼，何以立。我似有所悟，不学诗，尚可以少言或不言；但不学礼，却真是难以在世上立足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大学乎！我翻阅经典，大学载：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亦似有所悟。我咨询文豪，陆游说，我只知道：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我急切而慌乱地思索着“道、德、礼、诗、功夫之外”的话，但以我的见识却又道不明白，索性简单地往回想：他们都是文化人，他们讲的一定是有“文化”的话，我好像明白了。我想起了唐文治老校长，就是这位满腹经纶、一袭长袍的国学大师，将交大这样一个以工学见长的学校执掌为“国之重器”。学科可以支撑一所名校，文化承载的却是一座丰碑。
赵大良老师还在娓娓而道。他一再叮嘱大家，一定要摒弃传统固话的思维模式，弘扬交大爱国爱校的优良传统和西迁精神，以创新港建设的胸怀、速度和魄力努力工作。鼓励并要求年轻同志，立志高远，规划人生，植根学校，报效国家。在谈及对学校未来的期望时，他动情地讲述了西迁老同志参观创新港时的情形，面对建设工地，老人们想起了西迁时相似情形，高兴地手抓黄土抛向天空时，早已激动泪流面面。
赵大良老师这种深层次对交大未来发展的理解和对大学文化建设内涵的洞察力令人叹。当然，这源自于他宽博的文化积淀、担当意识和对交大火一样的炽热之情。他的思考对听众而言犹如醍醐灌顶，令人茅塞顿开，不仅恰当地找到了我们今后工作的着力点，而且我深信这些看似“功夫之外”的着力才可能会产生持久而深沉的活力，因为它是来至文化的力量。
我常这样想，作为交大最普通的一员，自己也许就是一枚螺丝钉，但在交大奋进的征途中，我这枚螺丝钉也要随时拧紧上牢。百年交大需要名师巨擘支撑学科的发展，也需要像赵大良老师这样善于思考、勇于担当的文化学者，后者在文化层面的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对交大未来发展的影响可能更加久远。
（期刊中心卓选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