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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山上思前贤——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摇篮

发布人: 发布时间:2011/12/13 11:04:38  浏览次数:

  在这样一个盛夏的季节,清凉山是一个多么诱人地方。也许正因为这个名字太诱人,全国有许多地方有清凉山。南京市广州路西端有个清凉山,古称石首山、石城山。位于石家庄48公里的井陉矿区有个清凉山,因山势峻峭、凉爽无比而得名。在西安市户县西南蒋村镇富村窑村南有个清凉山,据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重修清凉山庙记》碑载:“甘、涝二峪之间,傍大壑峻岭,拾级而登,鸟道百余步,土峰突起,林木丛翳,号清凉山”。
  我此次去的是位于延安市位于延安城东北,隔延河与宝塔山、凤凰山对峙的清凉山。清凉山,亦称太和山,古称“莲花峰”,夙有“三山鼎立,太和居首”之称。隋唐以来,清凉山融拂教和道教于一山,并享誉三秦。万佛洞开凿于隋代以前,唐、宋、金、元、明、清历代皆有造像或维修。自宋以来,以万佛洞为主的石窟林立,殿宇辉煌,香火旺盛。早在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在太和山顶就修筑莲花城,元丰年间(1078年)道士郇道虚首建道观紫极宫;金大定十年(1170年)延安府兵马都总管任国公米甲撒哈苏重修仙洞北极紫微殿。明洪武年间(1368-1399年)设道纪司于太和山紫极宫,建文四年(1024年)明成祖为感神恩,诏令全国各地大兴道观神庙,太和山亦应诏受益扩建。唐未著名道士吕岩(洞宾)曾写《清凉漫兴》云:“云笼翠壁雪凝冰,百尺楼台度晚钟。任我游来三五际,石阶踏冰不逢僧”。
  但是,延安清凉山的声名远扬并不是因为佛教,更不是因为道教,而是因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清凉山曾是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印刷厂、新华书店等众多新闻出版单位的所在地,是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摇篮,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闻名天下。陈毅将军曾赋诗称赞:“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洲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中共中央政治局1936年5月决定成立由张闻天直接负责的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管理红中社、红色中华报和中央理论刊物《斗争》和《党的工作》。1937年1月,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由保安(今志丹县)迁至延安。1943年成立中央宣传委员会,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即行取消。
  1937年1月,红中社由保安迁至延安后改名为新华通讯社社,简称新华社,社址初在城内,1937年3月上清凉山,1939年4月迁往扬家岭,1941年5月重上清凉山直到1947年3月撤离延安。1939年9月1日,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成立,统一负责中共中央党报的出版发行工作,1941年12月改为中央出版局,1946年并入中央宣传部。新华书店是当时对外公开的发行机构。中央印刷厂则负责党报党刊的印刷工作。1941年5月出版《解放日报》,5月15日试刊,5月16日正式出版发行,初期为4开2版,1941年9月16日改为4开4版,到1947年3月27日终刊共出版了2130期。
  从《解放日报》的办报过程可以看初延安时期新闻出版事业的指导思想和办报思路。当时,由博古兼任新华通讯社和《解放日报》社的社长,杨松任《解放日报》的总编。在1942年整风运动之中,《解放日报》进行了改版,明确了报纸的性质是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1942年3月31日起,《解放日报》的社论就不是每天都有,而是坚持有的放矢的原则。在坚持党报的党性同时并不排斥群众性。1941年9月就创办了8个副刊,内容包括文艺副刊、青年之友、中国工人、中国妇女、科学园地、卫生、敌情和军事。在办报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的采编或发表一些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而是主动约请社会各界撰稿。1942年9月20日,毛主席就在枣园设宴约请当时各界名人为《解放日报》的副刊撰稿,在宴席开始时毛主席就讲“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天枣园设宴,必有所求。”
  当我留恋在那战火纷飞年代的新闻出版事业中时,无意中发现今天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的陕西省委机关报《陕西日报》还有着一个辉煌的历史。1939年,毛主席为了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将办大众读物社的事,交给边区党委负责。1940年3月12日,大众读物社正式开始工作。社内分三个科:一个是报纸科,负责编辑《边区群众报》;一个丛书科,负责编辑《大众文库》和《大众画库》;一个是通联科,负责组织稿件,建立大众通讯纲,还编了一个培养工农兵通讯员的刊物《大众习作》。《边区群众报》于1940年3月25日正式出版,先是十天出一期的四开两版的石印小报。1942年大众读物社结束,成立了《边区群众报》社,作为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的机关报,后来改为中共西北局的机关报。1948年1月10日《边区群众报》更名为《群众日报》,1949年5月移到西安继续出版,1954年10月16日更名为现在的陕西省委机关报《陕西日报》。
  我们慕名而来探访清凉山,既不是为了避暑更不是前来拜佛,而是听说清凉山脚下建立了一座延安新闻出版纪念馆。我作为一名当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很想、也应该了解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出版事业,特别是在延安形成的新闻出版经验。我们党正是在延安时期,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主持文艺座谈会以后,形成了现代新闻出版事业。

赵大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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